毛泽东是传奇霸业怎样成为领袖的?

《回看毛泽东》，罗平汉著，人民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58.00元

毛泽东的故事，人们知道的太多了，但却总也说不尽。中央党校著名学者罗平汉教授近期出版的《回看毛泽东》一书，能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毛泽东是如何摆脱逆境，成为领袖的。

秋收起义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部登上井冈山，以两千人的武装开辟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随着1928年4月朱德、陈毅一万余部队的到来，红四军成立，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但是，传奇归来国际版sf，朱毛会师后并非一团祥和。1929年初，中共中央指派朱德的旧友、曾在苏联学过军事的刘安恭为特派员，前往红四军。这促发了朱毛之间关于红军领导方式的争论，史称“朱毛之争”。毛泽东此时是红四军前委书记，已成功地“把权力集中到前委”，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即“党管理一切”。刘安恭到红四军后，被前委任命为军委书记(这个职务原本由军长朱德担任，在前委之下、纵(队)委之上)，后被前委暂停了。刘安恭以中央特派员身份，作了一项限制前委权力的规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事。毛泽东对此相当不满，多年以后还在怒斥:“那一批人以刘安恭为首，他和一些人刚刚来就夺取军权，军队就落到他们手里。”(《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B257页)然而，朱德却支持刘安恭，被刘安恭称为“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朱毛之争在军内公开化，各纵队、支队党委展开热烈讨论。结果，在1929年6月22日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原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而毛泽东落选了。在红四军七大《决议案》中，尖锐地指出了毛泽东的七项缺点:A.英雄主义;B.固执己见，过分自信;C.虚荣心重，不接受批评;D.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惯用报复主义;E.对同志有成见;F.工作态度不好;G.小资产阶级色彩深厚。并为此小结说:“因有以上之错误，使同志们怕说话，造成个人信仰，使小团体观念加重。”大会决定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为保持平衡，《决议案》同样罗列了朱德的七条缺点，但明显没有毛那样重，大会只给了朱德个书面警告处分。红四军七大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选掉了，当年的党内民主气氛可见一斑，然而，这却违背了组织程序，因为毛的前委书记一职本是中共中央指定的。因此，当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李立三实际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汇报“朱毛之争”后，立三中央明显赞同毛的观点，并明确指示“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这样，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后大病不起的毛泽东，才在朱德、陈毅的反复敦请下，于11月底重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

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连续发动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统率下，连战连捷，体现了高超的指挥艺术，堪称其一生的“得意之作”。然而，胜利的号角亦是在风雨中吹响的。自1930年上半年起，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就在赣西南地区的党和政府中开始进行肃反。12月，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二十军中抓捕“AB团”分子。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逮捕，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乃于12月12日带领部队到富田，包围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并喊出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他们将全军拉往赣江以西地区，脱离红一方面军。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富田事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认为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而六届三中全会后，被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派来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项英，则认为这件事情两方面都有错，主张按照党内矛盾处理。毛泽东的威信面临挑战。

巧的是，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瞿秋白被赶出政治局，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为王明操纵。4月初，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瑞金，传达四中全会精神。中央代表团批评了上届中央派来的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中的“错误”，基本肯定了毛泽东当时主持的反“AB团”的斗争。然而，毛泽东与中央代表团的融洽关系并未持续很久。他比较务实的土地分配方法，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极富远见却不为中央认同。1931年9月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成立后，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赣南会议，指责毛是“富农路线”，将他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斥为“狭隘经验论”，而临时中央则进一步将其升格为“右倾机会主义”。针对这些批评，毛泽东于1932年5月3日明确表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考虑到毛泽东仍坚持其“机会主义路线”，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召开宁都会议，将毛调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毛泽东由此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1933年1月，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下车伊始，就通过反“罗明路线”，连批带斗，连撤带关，将毛的支持者统统打了下去。毛泽东原本认为自己的军事能力胜人一筹，但没想到，1933年2月至3月，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果比他还要辉煌。面对此种情形，毛泽东只好借养病为名，韬光养晦了。毛泽东虽然在军事上靠边站了，毕竟未遭厄运，在那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年代，实为不易。究其原因，是莫斯科发挥了关键作用。莫斯科曾经来电，严厉禁止对毛泽东采取任何组织措施，只能运用“同志式的影响”。自毛上井冈山后，“工农武装割据”的做法就越来越为莫斯科重视。他的名字和事迹，被莫斯科反复提及。莫斯科甚至不止一次地提醒中共中央，“中国需要像毛泽东这样的人才”。1933年底在酝酿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人选时，博古原本想将毛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职拿掉，没想到最后经莫斯科圈定的名单里，毛泽东的名字不仅赫然在列，而且还被提升为政治局仅有的九位正式委员之一。有了这样的支持，毛泽东才得以在近两年的无所事事中，平安地等待自己的机会。1934年，蒋介石以五十万优势兵力，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指挥下连续失利，被迫长征。湘江血战后，红军由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党内军内一片怨言。毛泽东此时已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他们查阅了博古、李德保存的共产国际有关来电，欣喜地发现莫斯科的不少指示竟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有了这个，再加上李德等军事指挥上的严重失败，他们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一举扳倒了“左”倾中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周恩来负责军事，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做“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毛泽东会后对妻子贺子珍说:“我现在有发言权了。”的确，在张闻天和周恩来支持下，他的“发言权”越来越大了。然而，重掌兵权的毛泽东并非一帆风顺，遵义会议后他指挥的第一仗土城之战，就因轻敌而失利，被迫西渡赤水;后回师再战遵义，虽进攻桐梓、娄山关得手，但却伤亡惨重，仅红三军团损失就几达三分之二;接下来，毛泽东反对林彪、聂荣臻、朱德等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黔军一个师的意见，坚持以主力去攻打距其四十公里处的鲁班场，希望再打个大胜仗，但那里却驻有国民党中央军三个主力师，工坚地利，以逸待劳，中央红军虽集全力攻坚，依然惨败，只得再次西渡赤水河。几次三番行动难以达到目的，还有大批伤亡，人们对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不满和非议在增加。彭德怀向中革军委报告，“鲁班场的战役原则上不应打”(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博古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B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四渡赤水结束后，平素沉默寡言的林彪，竟然高声批评:“像他(指毛)这样领导指挥还行?!”(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批评浪潮滚滚而来，张闻天出面，在1935年5月12日的云南会理会议上，严厉批评了部分干部要求撤换毛泽东的主张，并迫使这些干部做了检讨。毛泽东总算熬过了这段被他称为“急风暴雨”的时期，迎来了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的会师。可是，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坚持南下。毛泽东又成功劝说张闻天同意，不顾分裂之危险，率中央红军单独北上，胜利到达陕北苏区，使其在党内和军内的威信迅速升高。自中央苏区沦陷，莫斯科直到1936年7月才与陕北的中共中央首次恢复电讯联系，但并非对中共的情况一无所知。1935年10月，陈云、潘汉年已秘密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遵义会议的经过。但在莫斯科看来，也许由毛泽东而不是张闻天去领导中共，更合他们的心意。在1935年7月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名字已经被破天荒地排在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台尔曼的后面(《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7月25日—8月20日)，载《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第351、411页)，是唯一享此殊荣的中共领导人。《真理报》则将毛称为“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即便了解了遵义会议的人事变动后，莫斯科也未转而去宣传张闻天。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当然清楚上述情况，但他毕竟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做惯了莫斯科的代言人，内心并不真心认同毛的领袖地位。因此在1937年11月29日与康生、陈云等返回延安后，王明挟传达国际新的统战策略之势，很快就以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团为依托，与延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由于在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数经常超过延安，王明甚至提出延安的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王明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当然不满，后来干脆说此时“中央已名存实亡”。1938年9月，从莫斯科归来的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要求中共“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才在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得以确立，连王明也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今后要像众星拱月那样拱卫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