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怎传奇霸业私服样变得无关痛痒

　　1971年，表演艺术家 克里斯·波顿(Chris Burden)站在加利福利亚艺术博物馆的墙边，命令他的一位朋友朝他开枪射击。那把口径0.22寸的来复枪，正是后来被称作“忍耐艺术”的开端，这是一种令人紧张不安的艺术种类，表演者有意图的让自己处于疼痛、压抑和厌烦状态。尽管波顿努力尝试了，却依然无法敌得过这次壮观的处子秀上的枪弹(他曾经试着让自己被钉在一辆甲壳虫车的背后)。

克里斯·波顿的行为艺术《射击》

　　正如命运的安排一般，五月份在威廉姆斯学院引导学生学习波顿之死的时候，我刚刚给他们看了波顿被枪击的影片镜头。惊奇的是，这些剪下来的镜头并没有激怒他们，因为这种行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了很多的艺术前辈们做着同样的事情。没有任何人表现出明显的震惊或是反感，更别提那种认为对待违反禁忌的正确态度应当是发自内心的愤怒的观点了。有一位学生质疑开枪者是否应当负有法律责任，另一位学生则认为这起案件应当被放置在当时的的历史环境背景下考虑，可能与越南战争引起的焦虑恐慌有关。

　　将事情放置到上下文背景下分析，是当今学生最擅长的。他们并不会进行直接评价。反而，在那些参加不熟悉的宗教仪式的人们脸上，经常能够看到暗示着“我对此没有任何意见”的礼貌而冷静的缄默表情。这种对评价或者发怒的拒绝，带来一种积极的信号，表明宽容和旷达越来越常见了。

　　但是这种“豁达”太过广泛，以至于我们几乎无法将其与漠不关心区分开来，而这是致命的。一种艺术，短期而言也许能够在敌对或者愚蠢的大众，甚至是狂热与迷信中存活下来，但它绝对无法在漠不关心的环境下继续生存。这就是如今西方世界对艺术的回应的本质，从视觉上和其他方面的冷漠。

　　在可量化数据的层面上考虑，包括绘画、摄影和雕塑的出售价格，人们在筹集的资金规模以及博物馆的建筑面积等，情况并不容乐观。5月1日，纽约的惠特尼博物馆从第75大道搬到了肉库区，并在一栋价值4.22亿美元的建筑中重新开放。七年前这个搬迁决定对外公布的时候，人们根本无法理解，但事实已经证明这是明智的决定。在一个更受欢迎、更紧跟潮流的地方重新安置，与人气极高的高架公园毗邻，这就像象棋里的王车易位。新的惠特尼博物馆由高产设计师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设计。尽管它无法受到百分百的好评(四四方方的旋转舞台，容易让人想起航空母舰的飞行塔)，依然凭借着自己的杰出趾高气昂，迅速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

　　根据5月11日进行的克里斯蒂的拍卖情况来看，艺术市场也如同这座建筑一样欣欣向荣。该竞拍创下了好几门记录，包括拍卖单件艺术品的最高出价：1.794亿美元。该出价来自一位匿名拍卖者，艺术品为毕加索的作品阿尔及尔的女人。随着艺术品市场被港元、瑞士法郎和卡塔尔里亚尔的搅动，未来的几年内还可能出现更多类似的创纪录拍卖交易。(毕加索画作的拍卖者后来被曝光是卡塔尔前总理。)

　　但是可量化数据只能够描述出艺术的财政健康状况，而不是其文化健康程度。在文化层面而言，情况不太好。对于杰出艺术家、建筑家思想的基本了解，不再是公民必备的文化素养了。五十年前，受教育的人们能够区分出索尔·贝娄(Saul Bellow)、巴克敏斯特·福乐(Buckminster Fuller)和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喜好。如今的人们一般都知道人类基因组，关于全球变暖的争论，但是没有人会因为不知道自由塔建筑者是谁，或者特纳奖获奖者的名字而被认为愚蠢(更别提记的最近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名字了)。

　　艺术家最后一次成为国民谈话主题也是在上一代，20世纪90年代了。那是NEA四大艺术家之年，艺术家们因为创造淫秽内容被全国艺术基金会撤消了奖金。卡伦·芬利(Karen Finley)、蒂姆·米勒(Tim Miller)、约翰·弗莱克(John Fleck)和霍利·休斯(Holly Hughes)——后者尤为有名，最引人注意的作品就是用巧克力涂脏自己的身体。但事实上，他们的作品并不想安德烈斯(Andres Serrano)和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那么有攻击性。后者前年曾在全国教育协会基金支持下举办过展出。塞拉诺(Serrano)有一幅摄影作品，是十字架浸泡在一个装满自己尿液的罐子中，题为“尿中的基督”。马普尔索普十分有名的自画像，其中一个特点就是有一根又粗又长的鞭子插在身体的某个部位。即便是纽约时报这种，马普尔的死忠粉，也不好细致的解读，更别提刊载出来了，只能隐喻的将其描述为“带有受虐情调的自画像(几乎全裸)。”

　　那场争论以双方失败而告终。根据最高法院处的一个案例，NEA四大艺术家最终也没能够让自己的奖金回来。但是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和众议员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也同样失败，没能够按照此前决心抽回在NEA的资金(当时总计约为1.65亿美元)。而美国大众被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尿液、牛鞭、全裸但被巧克力涂上条纹的芬利是当时艺术的主要特征，由此下了结论：当代艺术对自己而言没有什么意义。这是致命性的，因为当时的大众不仅千方百计试图逃离艺术，甚至不愿意批评，艺术，变得无关痛痒。

　　本文想要展现的就是，这种逃离已经发生了，并且其后果是可怕的。美术和表演艺术的确在西方文化中不再重要，除了与金钱相关的时候。而且它们也不会帮助人们塑造自我、定义集体价值观。这种艺术声望和影响的崩塌，就是当今最核心的文化现象。

　　这个现象出现在一个世纪之前。

　　在人类历史的多数时期，视觉艺术作品是对产生这种艺术的社会最直接的表达。艺术家们并不是自主进行的创作者，他们在自己赞助人的命令下工作，创造出能够表现赞助人个人信仰和愿望的视觉作品。随着社会的变化，艺术家们主要的赞助人也在变化，从中世纪的主教变为专制社会的暴君，再变为工业领域的领导，艺术也在跟着变化。希望、价值观、社会中的焦虑，让自己在艺术中作出视觉呈现，这就是赞助机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这种赞助受到了打击，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完全复原。如果说人类经验是原材料的艺术，现在的材料十分丰富，却少有赞助者会选择它。

　　1980年当我去德国学习建筑的时候，从两次世界大战退下来的受伤老兵依然很常见。公交车或地铁的前几排作为一般都是为他们准备的，并且通常都坐满了。有一天，一个同学和一个历史迷谈论，说最糟糕的一些情况案例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但当然了，没有人真正看到过。

　　我天真的问道：“他们从不露出自己的脸吗?”

　　他回答：“麦克，他们根本就没有脸可以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