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王沪宁22年传奇归来私服前的“政治日记”写了啥？

　　原标题：王沪宁22年前的“政治日记”写了啥？

　　近日，有媒体发布《王沪宁日记五则》，摘录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写自22年前的5篇日记。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这些日记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的《政治的人生》一书，该书收录了王沪宁在一年间写的个人日记。日记只有月份和日期，没有标注具体年份。不过，王沪宁在书中自序的落款中写到“1994年底于复旦大学”，可见，该书所摘录的日记写于1994年底之前，也就是说，写于22年前。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发现，《政治的人生》出版年份——1995年，对于王沪宁来说，这也是一个重要年份。

　　生于1955年10月的王沪宁，1981年拿下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研究生学位后，留校任教14年，历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师、副教授、教授，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1995年，他离开复旦大学，任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后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98年至2002年)、主任(2002年至今)。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常被称为中央领导的“首席智囊”。上述履历表明，就在1995年，王沪宁开始由一名高校学者，向“首席智囊”转型。《政治的人生》讲述的则是其高校学者的生活，各篇日记的篇幅都不长，可内容很广泛，有讲课、会见友人等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有关于反腐、国家治理等方面的思考，还有他在高校教书时看过的书、追过的影视剧。

　　有关书名

　　“并非指一种政治的经历”

　　出版个人日记，为何起名为《政治的人生》?“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在自序中，王沪宁回答了这个问题。

　　王沪宁写道：之所以起名为《政治的人生》，并非指一种政治的经历，而是说，作为一名政治学的学者，我的大部分时间均用来作我的专业学问了，以至这一学问占据了我绝大部分的生命。这个领域是那样的广阔，所有的课题都可被置于政治的角度下透视。我以为每一个生活在当代世界和当今中国的人，是不能不政治的。

　　王沪宁称，书中收录的是他的一小部分夜思，“多年来养成一种习惯，或者说不得不养成这样的习惯，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静静地思考一天来的经历。白天，大部分时间均在异常的忙乱中度过，没有工夫思考。有工夫思考的时候，大多也用于作严肃而枯燥的学术思维，专业得厉害。而对于人生，却没有时间去思考。夜色下来，一切归于宁静，望着窗外闪烁的路灯，可以静静地思考自己和世界，思考在自己的行政工作和学术研究中排不上号的事情。从中找出有意义的东西，做一点小小的思想享受”;“之所以愿意把这些思想”沉淀“积累起来，不是因为它们有特别的价值，而是因为它们是在宁静的外界和宁静的内心状态下形成的。宁静致远，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境界”。

　　关于反腐

　　“反腐败的重点之一应该是反‘超腐败’”

　　书中记录，7月27日，王沪宁来到了北戴河，“(出火车站后)大概20分钟，到了一片树木繁盛的地方。在警察的潇洒的指挥下，我们拐进了一条路，然后就到了我们住的楼，一幢西式的小楼”。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此后，7月28日、7月30日、7月31日这三天，王沪宁在北戴河写的日记，都提到了反腐问题。

　　在7月28日的日记中，他写到：现在反腐败斗争的重点之一应该是反“超腐败”;之所以是“超”，是因为它们在规模和性质上均为一般腐败活动所不能比拟，同时危害性和影响也是一般腐败望尘莫及的。

　　他分析认为，这种“超腐败”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往往在一定公共权力的参与下完成;二是往往以集团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个人的方式出现。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有组织骗税，有组织走私，有组织造假，有组织索取、以单位的形式弄权勒财，有组织侵占、表现在对国有资产的侵占。

　　在7月31日的日记中，他写到，当时的腐败呈现从低质到高质、从低层腐败到高层腐败等趋势。“高质腐败可能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物质利益损失。不以获得物质利益、而以获得权力为目的的腐败活动更加危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苗头还会发展，如不采取有力措施，可能会加速蔓延”;“高层腐败的发生面虽然小，但是如果发生，影响要比低层腐败大得多，是反腐败的重点。这里说的高层腐败是指副部级以上干部的腐败活动。统计数字表明，在这个范围内，腐败活动比较多地发生在副部级到正部级干部中间……要制定适用于这个层次干部的管理制度和规章，建立起专门的监督机制，常抓不懈”。

　　关于国家治理

　　“要实践政府对所治理的民众的总体诺言”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书中多篇日记记录了王沪宁对国家社会治理方面的思考。

　　在2月24日的日记中，他写到，(上海)金属交易所反映，新税制执行后，上海收增值税，外地没有收，导致上海(金属交易所)的成交量大幅下降，“很多生意跑到外地交易所去了，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各地各自为政，产生不平衡。应该成立中央巡回法院，专门保持全国的执法的平衡”。

　　3月12日的日记显示，当天王沪宁到上海市政府法制办开会，会议议题是征集对“21世纪上海国际化大都市政府法制建设”课题的意见。“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法制化的过程，无法不能说是现代化”，王沪宁写到：在美国一些城市，法律规定吃了大蒜之类的东西，要半个小时以后才能到公共场所去。法律在国外是一个天大的规则，任何人不能违背。在中国，法律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地位，法律是一个天大的概念，很少有人能说清楚。这就是差别。

　　3月15日的日记显示，王沪宁当时正在写一篇谈政府形象的文章。“政府的信誉是什么?政府的信誉，总体上来说就是要实践政府对所治理的民众的总体诺言”。他写道：能否在日常的管理和政府活动中实现政府的诺言，是政府有没有信誉的最基本的因素。政府的总体诺言要由构成体系的各级机构来完成，每个政府机构，不论是高层机构还是基层机构，每个行政人员，不论是高级干部还是初级干部，均要在自己的实践中实现总体诺言。总体诺言是分解到各级政府的，各级政府在自己的活动中也承担了自己的诺言，因而各级政府人员必须身体力行，实践诺言。这样才能塑造政府的完美形象。没有这一条，政府人员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的地位，把自己的私利放在首位，或者玩忽职守，政府形象自然就不会高大，因为最基本的前提不存在了。

　　他强调：政治承诺是一个值得开发的概念，可能是建立中国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

　　个人情怀

　　“我的人生最高境界是，多写几本好的书，多教几位好的学生”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在一些日记中，王沪宁谈到了个人的理想信念和生活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