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家驹，以“传奇归来国际版上海拉贝”之名归来

原标题：饶家驹，以“上海拉贝”之名归来

■本报记者　黄玮

2014年的那个夏日，站在阜春街上，苏智良如同站在历史的悲欣交集处。

白底黑字的文献告诉他，这是抗战时南市难民区残老院旧址所在的阜春街，他终于来到这里与历史相见；灰墙上大红“拆”字提醒他，这是即将被城市的日新月异湮没的阜春街，相见亦告别。

历史的在场与缺席，同时光顾了苏智良，光顾了上海那个寻常夏日。

那个夏日，距离抗战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在文献中第一次遇见那个名字，已经20多年。

一个陌生的名字

20多年前，苏智良在搜集“八·一三”淞沪抗战史料时，遇见了一个陌生的名字——饶家驹。一位法国神父，1913年来到上海传教，抗战时设立南市难民保护区，救了很多中国人。

心里一动。但他急于查找手头研究课题的史料，未曾在与这个名字相关的历史上停留。

多年后，美国学者阮玛霞研究二战期间到上海避难的外国难民历史时，在文献中数度遇到饶家驹这个名字。

对人的好奇或者说研究的兴趣，吸引她深入历史，去打捞这位法国神父的中文名字背后的命运与风云。她辗转法国、日本、瑞士等国家，在各国的卷帙浩繁间捕捉这个名字的闪烁。

当阮玛霞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上海时，一位学者给苏智良打来电话：有位美国学者来了解抗战时期法国神父饶家驹在上海建立难民区的事，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你有没有兴趣和她聊聊？

那个曾让苏智良心里一动的名字，被唤醒了。素昧平生的中美两位学者，带着彼此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坐到了一起，谈论这个他们共同感兴趣的历史人物。

2008年，阮玛霞的《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一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2011年，此书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巧的是，中文译者白华山是苏智良带的第一位研究生。

在书中，阮玛霞重现了饶家驹的东方传奇。但在书外，这个名字似乎仍被岁月的尘埃遮盖着。或许，依然如白华山在《译者的话》里所写的：长期以来，饶家驹的名字“既不为研究中国历史、战争暴行、救援组织和难民问题的学者所知，也不为研究国际组织和国际关系的学者所知”……

饶家驹似乎被历史遗忘了。

67年后的纪念

2013年，德国约翰·拉贝交流中心驻北京办事处代表姜玉春，为推动一项关于饶家驹的纪念活动来到上海，“很多上海历史学家都不知道饶家驹这个人，不知道他的存在。但是张化老师和苏智良教授，一提饶家驹就知道，于是我们一拍即合。”

是在广为中国人所知的《拉贝日记》中，姜玉春得知了饶家驹其人其事，尽管在中译本里这个名字叫作“雅坎诺”。“当年拉贝的南京安全区是仿照上海模式而创建的，饶家驹本人也在上海参与了南京安全区的筹建，这些在《拉贝日记》中都有记载。”2013年，他赴德国柏林搜集关于饶家驹的史料，在当地历史学家克劳斯·佩格勒的帮助下，几经周折找到了饶家驹1946年病逝柏林后的安息地。

隔着67年的光阴，伫立在饶家驹墓地前，这位跨洋而至的中国人感慨万千，一种“不该遗忘饶家驹”的使命感，让他产生了在柏林为饶家驹竖立纪念碑的念头。

为此事，姜玉春来到上海。

与之“一拍即合”的苏智良，做了两件事：一是请上海历史学会为将在柏林举办的饶家驹纪念碑落成仪式发去贺信。二是筹备2014年有关饶家驹历史研究的国际研讨会。

当年9月10日，饶家驹逝世纪念日，一个关于他的纪念仪式，走过长长的岁月，走过长长的路，在柏林圣湖公墓举行。秋雨绵绵，洒在中外纪念者身上，洒在饶家驹墓碑上“仁者爱人”四个汉字上。

那一轮半月

2014年夏，苏智良带领研究生王海鸥、胡皓磊、陈斌和李玉铭等，在上海追寻饶家驹“仁者爱人”的历史痕迹。

上师大宿舍里，一气呵成读完《饶家驹安全区》的王海鸥，激动且忐忑：自己年轻的脚步，还能否追赶上已被光阴推远的历史？

清晨6点多，她和师兄李玉铭一起出发了。坐公交946路，转926路，再步行5分钟，走到上海档案馆，两名青年学子走向他们无比期待又无法预测的饶家驹历史调查。

竟然有惊喜。在重复而枯燥的检索与阅读之后，他们找到了一本法文版小册子《上海法租界警务处关于南市难民区的材料》。两人不识法文，但有“笨”办法：轮流依葫芦画瓢地抄写，抄了整整一个星期。

法文版手抄本经由苏智良的学生、向明中学教师李君益翻译后，其所提供的史料为此项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线索。

1937年11月9日，饶家驹“以他的博爱、坚韧、独创，在上海创立战时平民救护的难民区”。中国人称之为南市难民区，国际上则一律称其为饶家驹区。其位于南市旧城厢北部，占旧城厢三分之一面积，南以方浜路为界，东西北三面都以民国路（今人民路）为界。从地图上看，整个南市难民区如同一轮半月。

在抗战的烽火连天中，那轮半月张开臂膀，庇护了30多万中国难民，安顿那些惊魂不定的心。

但70多年日新月异，今天的苏智良和他的学生们已很难重温当时月色。

由于多年的商业开发和市政动迁，南市难民区一些重要旧址如今已面目全非，另有部分旧址位置存有争议。

特别是当年饶家驹办公所在地，即难民区的中枢机构北区救火会旧址，今天究竟存在与否，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其“在早年的豫园商业区改造过程中已被拆除”，而民间则有北区救火会就在方浜中路的说法。

调查中，他们就此问题咨询有关专家，有的认同方浜中路说，有的又提出旧址在豫园……莫衷一是。

只好另辟蹊径，去问问沉默的文献资料。很幸运，苏智良找到了一份《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他们在这张1937年开始绘制的地图上，发现了北区救火会的地址。而当年的《申报》关于北区救火会也留有“在安仁街的一侧”的记录。地图与文字互为印证，答案水落石出。

今天的方浜中路235号、安仁街路口，北区救火会旧址所在地。早年居住在南市的少年苏智良，曾不知多少次到此。但那都只是漫不经心的路过。而这一回，历史学家苏智良重返这个熟悉的路口，多少有点心潮起伏。毕竟，这并非又一次的漫不经心路过，这已是寻寻觅觅后历史的洇渡。

眼前，曾经的建筑已被新的五层楼取代，汇集了多家食肆，热热闹闹弥散着生活的烟火味。

人来人往。

但没有人知道，7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拯救历史记忆

总还会有一些人，知道这件事，甚至亲历过这件事。

苏智良迫不及待想找到他们：“我们要拯救这一重要事件的历史记忆。当年的难民年纪最小的现在也80多岁了，再不做，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找起来，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