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辉煌到式微传奇归来 海南盐业发展需破局

　从辉煌到式微 海南盐业发展需破局

作为日常生活和工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盐从古代开始就被视为“食肴之将”和“生民喉命”。而四面环海的海南有着得天独厚的海盐资源，千百年来这里曾经遍布雪白的盐田，大量的盐产品畅销岛内外，一度成为它重要经济产业之一。然而随着时代的变更，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取代了盐田，海南盐业的生产也由兴渐衰。如今，人们更多的只能从文字和影像资料中感受到那个“制盐年代”的独特记忆。

自然条件得天独厚 海南制盐历史悠久

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味调味品。《尚书·说命》中就有记载：“若作和羹，尓惟盐梅”，说明在商朝时中国人就已经知道用盐做调味品，用来制作美味的羹汤。而在《尚书·禹贡》中记载有青州“厥贡盐絺”，意思是商朝之前的夏朝，盐是作为珍贵的贡物上交给奴隶主国家的，可见“盐”在古代的重要地位。

而人类获取盐的来源也各有不同，早期大多是通过随机品尝海水、咸湖水以获得咸味的口感，而后开始逐步探索从海水、盐湖水、盐岩、盐土中制取。据说，在炎帝（一说为神农氏）时的诸侯宿沙氏首创用海水煮制海盐，这也是中国古代食盐制作的最早记载之一。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认为，可将生活在海边的古代先民探索、实践创造的海盐制作工艺，传奇归来私服，视作中国海盐业的开端。

就我国的地理位置而言，海盐区分为北方盐区和南方盐区，北方海盐区包括辽宁、天津、河北、山东等主要产区，南方盐区则是江浙、广东、海南等区域。例如沿用了上千年的儋州古盐田，其利用火山岩的独特地貌，劈石为槽，成为 “刮土淋卤法火山岩砚晒式海盐盐田”，该盐田认为是海南海盐制作的代表，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这也是我国海盐日晒的最早例证，清乾隆皇帝为褒奖此举，曾御书“正德”赐给儋州洋浦盐田人。

由于食盐是人们生活必需品之一，春秋齐国管仲开始施行盐铁税，通过将盐业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的资源，以此扩充财政收入。海南岛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拥有着得天独厚的阳光与高温条件，是发展制盐业的优势区域，历朝历代对于岛内的盐业有着专门的管理制度。

据史料记载，唐代以前，海南岛地处偏远，经济落后，沿海居民从事食盐生产多是个体或家庭以满足自身消费为主，或有多余也跟散居山岭的黎人通过盐物交换，聊补所需。唐代岭南道盐产地为广州新会、潮州海阳、儋州义伦、琼州琼山、振州宁远等5州5县，海南岛占其三。《新唐书·地理志》明确记载“乾元元年（758年），琼山、宁远、振州等县有盐，近海百姓煮海水为盐，远近给。”与其同时，官府还对盐民实行强制性的管理，规定所有从事制盐的百姓，必须向政府登记以取得盐籍。入籍后的盐民，生产生活都被置于“场监吏”的监管与督催之下。

明代开始，海南盐业经济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明朝在各产盐区设有都转运盐使司和盐课提举司，其下设分司及盐课司，通过这三级机构，实施对盐业生产、运销的管制。海南明初改划归广东行政，但盐业实行国家专卖经营体制，故海南盐业仍隶属海北盐课提举司，治所在廉州府城内。海北盐课提举司共管辖15盐场，盐场设有盐课司，海南置有6场6司，即：大小英感恩场（琼山）、三村马袅场（临高）、博顿兰馨场（儋州）、临川场（崖州）、新安场（万州）、陈村乐会场（文昌）。盐课司有正、副大使一员，攒典一员，管理灶户产盐和征收盐课。明代，海南盐业在生产规模、内销外运、经营管理以及盐政实施等方面，比之前代都有诸多改进和发展。

清代，盐税成为仅次于田税的第二大财政收入来源。盐业大致沿袭明朝“官督商销”的专营管理体制，即政府控制食盐专卖权，并设立相关的盐政衙门，对商人的纳课、领引、配盐、运销进行管理稽查。据统计，乾隆年间海南岛盐场分布在琼山、文昌、儋县、临高、崖县、万宁等地，州属盐系灶丁自煎自卖， 并无发币收盐配引转运等事。

后来，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我国政局动荡，在清末明初，海南的盐业又进入到了新一轮的发展之中。

三亚盐业曾辉煌

风力水车促革新

作为一个海岸线漫长的城市，三亚在历史上是个著名的产盐盛地。《唐书·地理志》中那句“乾元元年，宁远、振州等县有盐”中的“振州”，就是今天的三亚。而从宋代以来，由于沉重的苛税负担，产盐户跟别的农民、渔民一样，被各种苛捐杂税折磨得喘不过气来。三亚的盐业发展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中也一直是平平无奇。

这样的业态到了清末民初时期终于得到了改变。1869年，广东电白的商人李际春到崖州榆亚地区考察，同本地人一起投资开办了“润和漏”晒海水盐场，产盐丰富，人们称为“生盐”。在1908年，福建华侨胡子春开始在三亚建立大盐场，直引海水晒盐，并设立侨丰公司。民国建立后的1913年，两广盐运使以海南岛盐务缺乏专员管理，有碍盐政，又在崖县三亚港开设三亚盐场，为管理盐场，安置盐场知事人、场佐等人员管理运销、缉私、税收等事宜。

在此后的十几年间，三亚的盐业由于运销的畅行和政府为增加税收所做出的鼓励而迅速发展起来。据记载，当时的三亚、榆林和藤桥为生盐的生产地，保平、九所则为熟盐生产地，盐业营运则以三亚港最为盛。三地计有盐田70区，每区资本大者有4万至5万元，小者则是7000到8000元，年产盐30余万担。

在这样利好的政策环境下，三亚各地的盐户盐商也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记载，到了1935年，在三亚、榆林、铁炉港的大小盐户有77户，林瑞川等当时三亚的商人大多也都是靠着制盐发家致富，书写了那个黄金年代的辉煌传奇。

三亚盐业的蓬勃发展，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考察和研究三亚以至全琼盐业发展的学者和经济界人士蜂拥而至。在当时留下的考察资料《琼崖视察团经济组调查报告书》（第五册）中，曾指出：“盐田集中在三亚、榆林港……单以三亚一区的出产，几占广东全省百分之四十。”由此可见，当时三亚盐业的发展在整个华南盐业中所占有的突出地位。

但在这样蓬勃发展的势态背后，三亚的盐业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首先是原始的人力生产方式阻碍着其扩大生产规模，其次是并没有独立而完备的外运销售渠道，对外运销大多数时候要依靠大公司不定期的收购，这使得当地的产盐企业难以扩张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可谓是对三亚盐业发展的沉重一击。1939年海南岛沦陷后，很多盐场主纷纷逃跑，盐田无人管理。有些盐场被日本人掌控，多数停业破产。而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盐田又回到封建把头、经理、官僚手中。在这些旧势力的剥削压迫下，众多盐工都处于水生火热中，而且受季节性生产的影响，盐场时不时就会辞掉盐工。工人生产不积极，许多盐田荒芜在外，盐业生产停滞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