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报告传奇霸业串起“知识丝路”

　　记者 单颖文

　　“考古材料组织最有效的办法，是把沿线考古地点串联起来，找到这些枢纽点。”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缪哲介绍，《从敦煌到犁靬：浙江大学新获丝绸之路研究外文文献展(一)》，涵盖“中国”、“中亚五国”、“阿富汗”、“印度与巴基斯坦”、“伊朗”、“叙利亚和地中海东岸”六大板块，始于丝路重镇中国敦煌，结束于埃及重要港口亚历山大里亚城(或即《史记》所称“犁靬”)。

　　公元前2世纪，欧亚大陆之间由东往西，依次有汉、贵霜、安息与罗马四大帝国。学界有种说法，这场欧亚大陆历史上第一次地区性帝国的崛起与并立，意味着第一次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这条古典全球化时代文明交流的主干道，便是现在沿途穿经我国境内的新疆、小亚细亚、西亚、印度与中亚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开通于公元前2世纪张骞在西域的探险，持续近千年后，又因唐代政权在西域的结束而关闭。往来其间的，既有人员如使臣、士兵、商人与僧侣，也有观念如佛教、祆教，以及商品如西方织物、中国丝绸、印度香料、波斯金属器与中亚良马、黄金、宝石、挂毯等。

　　“丝绸之路之于古代，恰如航空线、航海线、铁路、公路乃至互联网之于现在，可谓人类早期文明交流与互动的主渠道。”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缪哲说，任何一部关于世界古代文明的叙事都绕不开丝绸之路，“一千年来人类不同文明对抗与对话、阻绝与交流、征服与和平、劫掠与贸易，以及亵渎与信仰的历史剧，便是以丝绸之路为主要舞台的。”

　　近日，一批涉及“丝绸之路”的珍贵文献，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基础图书馆展出。展览名为《从敦煌到犁靬：浙江大学新获丝绸之路研究外文文献展(一)》，涵盖“中国”、“中亚五国”、“阿富汗”、“印度与巴基斯坦”、“伊朗”、“叙利亚和地中海东岸”六大板块，始于丝路重镇中国敦煌，结束于埃及重要港口亚历山大里亚城(或即《史记》所称“犁靬”)。“考古材料组织最有效的办法，是把沿线考古地点串联起来，找到这些枢纽点。”缪哲介绍，此次展览所涉及的地点，都是19世纪至今丝路考古的主要遗址，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沿线绿洲城市，代表了不同年代、不同时期、不同文明。“本次展览期望通过展线的设计和展品的拣选，搭建一条由关键遗址的考古研究所构成的‘知识丝路’。”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考古报告作为陈列内容呢?缪哲说，在中国虽有二十四史，但关于丝路的记录却很边缘;丝路穿经的地中海其他国家，则多没有官史传统，整个中亚史几乎都是靠钱币、建筑、铭文建立起来的;印度的官方记录又多关注玄学。“既然没有太多关于丝路的文字材料，那么考古就是这方面唯一能够依赖的方式和渠道了。”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研究馆员陈雅飞说，东西方文明在丝绸之路交汇中发生的历史事件，远比家喻户晓的张骞出使西域要丰富，“但因为文献记载少而模糊，要还原关于丝路的历史细节，主要依赖于考古调查和发掘”。经过一百余年不同国家考古学家的探险、调查与发掘，湮灭千余年的丝路历史，才开始呈现一个大体清晰的轮廓。

　　从19世纪开始的近代丝路沿线考古发掘，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的考古机构主持。本次展览呈现的外文文献达171种，其中重点呈现的有37种，由英、法、德、俄、意、日及中亚不同国家的文字写成，多是各国考古队当年的原版考古报告。难能可贵的是，其中部分珍本系全球仅存的几部之一，而浙大的这批藏书中不少为中国大陆甚至亚洲的唯一典藏。

　　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留下的重磅研究文献

　　在此次《从敦煌到犁靬》展览中，有关中国西域敦煌的文献是第一站。

　　100多年前，道士王圆箓在敦煌莫高窟的偶然发现，开启了封存千年的藏经洞，沉寂多年的敦煌再度吸引世界的目光。20世纪初，外国探险家们陆续踏上了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其中，英国人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Aurel Stein，1862—1943)、法国人保罗·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是两个绕不过去的人。他们曾先后进入敦煌，尽管作为带走大量文物的“探险者”，他们的舆论形象始终不那么光明磊落，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当地所开展的细致的地理、考古调查，确实为后世留下了具有无可取代价值的史料。在“中国”展区有两大柜藏书，正是他们二人考察时留下的图文记录。

　　一些壁画已然消失，只能从图版中追寻它们的原貌

　　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巴黎，1920年至1924年，初版，6册)，是1908年伯希和进入敦煌莫高窟后留下的一手资料。这六卷书之于今天的意义在于：书中记录的一些壁画，目前已模糊不清乃至消失，只能从图版中追寻原貌了。大陆高校除浙大外，北大也有藏。

　　伯希和早年在法国政治科学学院、东方语言学院等处学习。1901年，由于在汉学方面表现突出，22岁的他受聘为法兰西远东学院教授，1905年被委任为法国中亚探险队队长，与测量师瓦扬(LouisVaillant)和摄影师努瓦特(Charles Nouette)一起组成考察团。

　　根据文献记录，伯希和率领的“法国西域科考探险团”一行于1908年2月25日抵达莫高窟，5月27日离开莫高窟返回敦煌。在莫高窟期间，他们对石窟进行了编号、测绘和记录。《敦煌石窟》就是努瓦特的摄影记录，内容为伯希和记录的第1至182窟(伯希和编号)的外景、洞窟彩塑和壁画，总计黑白单页图版368张，对北魏至北宋时期莫高窟做了第一次全面系统的记录。努瓦特拍摄的440张玻璃干版和胶片底片，现存于法国吉美博物馆(Musée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

　　“一网打尽”研究敦煌最重要基本资料

　　此次展览中，斯坦因撰写的书共陈列了4套：斯坦因、宾雍《千佛：中国西陲敦煌石窟寺的佛教绘画》(伦敦，1921年，初版)，斯坦因《古代和阗：中国土耳其斯坦考古调查报告》(牛津，1907，初版，2册)，斯坦因《西域：中亚与中国西陲探险报告》(牛津，1921年，初版，5册)，斯坦因《亚洲腹地：中亚、甘肃与东部伊朗探险报告》(牛津，1928年，初版，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