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的东山上37传奇游戏》（第一部：家住农林上路》

钮海津：《在广州的东山上》第一部《家住农林上路》

家住农林上路

by 钮海津

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我家住过广州市东郊的农林上路。那时那景，静静的香香的暖暖的。

今天的农林上路已经嵌入到华南超大型中心城市的城央了。此时此景，挤挤的熏熏的燥燥的。

这里是我人生第一个十年的栖息地。

我家住过农林上路的居所有好几处，按先后秩序，依次是：

一横路党校院内；

二横路2号；

一横路4号；

三横路1号；

八横路16号。

最后，全家“净身出户”，离开农林上路。

1、为什么叫“农林上路”

农林上路为什么叫“农林上路”这个问题，我打小就问过父母。这些年来，我也时不时关注它的来历。

发生在中国近代的鸦片战争附属品之一，是引进了西方建筑的实体视觉。广州先后出现了许多西方古典楼宇与岭南传统唐楼相糅合的花园式居所，这些小洋楼深受官、商、艺、仕、侨的青睐。

广州旧城的大东门外，上世纪初还是荒郊野地及农田菜园，民国时期先是由一些广东籍华侨归国置业，在大东门外一带建起了极具模范效应的新式房屋，商贾一时纷纷效仿，尔后军政官僚也跟进到此营建官邸。逐渐，仿效之风扩展到百子路、菜园西、竹丝岗、新河浦、农林上路和更东郊的梅花村一带。最终，形成了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广州文物标志——“东山别墅区”。

广州有两片标杆人文群居载入了岭南人居文化史册，它们是位于西片的西关和位于东片的东山。于此还衍生了“西关大屋”暨“西关小姐”和“东山别墅”兼“东山少爷”这两组独特的政治经济地理名词。

广州的文史家叶曙明先生的《东山少爷》云，西关在西门以外，东山在东门以外，两者遥遥相对。历史上，两地形成的文化特点，有着明显的差异。西关地势低洼，水乡泽国，河涌如网，人口稠密，是繁华闹市区；而东山地势较高，地广人稀，清代以前，仍然是长林丰草的荒山，广州人的坟茔，大多建在东山，今天先烈路沿线，是最密集的墓葬群。至今保留下来的，大部分是革命烈士的陵墓。但东山除了烈士墓，还有众多的无名坟、万人坑。不少广州人都知道有条谢恩里，在起义路和解放路之间，外观平平，但它背后的故事，却骇人听闻。当年清兵入城，曾大肆焚屠，从第一甫杀到第十九甫，直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河。许多人躲进东西濠内避难，却不幸堕水溺毙，尸体层层叠叠，河涌为之淤塞。全城死难者70余万。广州市民聚集在谢恩里那个地方，跪地叩头谢恩，请勿再杀。清兵果然开恩停手，从此那里就叫谢恩里，感谢官兵没有把人民杀绝。死者的遗骸，全部运到大东门外，用火焚烧，骨灰成山，行人在二三里外望去，如同皑皑积雪。后来就在旁边挖坑掩埋，名为“共冢”。而四马岗（今农林下路北）、东山（今署前路）一带，都是公共墓地，专门掩埋无主露骨。清末民初，随着大沙头、东堤的开发，城市渐渐扩展，东山人气渐旺，一些政府官员和回国投资的华侨，需要兴建住宅别墅，但老城区寸土尺金，无处插足，就把目光转向了​​东山。1915年，美洲归侨组织大业堂首先在龟岗开辟了一、二、三、四马路，兴建大片房屋。龟岗五马路和庙前西街，也是由华侨修筑的。从1932年开始，政府兴建了梅花村、竹丝岗等住宅区，并开通了社区道路。这些人大概是不信邪的，或者认为做官的阳气盛，煞气重，一般秽物不能接近，因此，不在乎阴宅累累，照样大兴土木，盖起了一座座风格各异的小洋楼。东山迅速发展成一片环境幽雅的别墅区，无复昔日衰草寒烟、满目荒茔的景象。政府有意把广州的住宅区，分为模范住宅区和平民住宅区，平民区在大南路、黄沙、义居里、八旗会馆、海珠桥两岸一带；而模范区则在东山马棚岗、竹丝岗、农林下路、梅花村一带。

呵呵，叶曙明先生这是明确地告诉我，我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住的是广州坟墟上，好意头哈。

集百子路、竹丝岗、新河浦、农林上路和梅花村的“东山别墅区”，先后承载过民国广东省政府、民国中央政府、国民党中央机关、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广州市人民政府、中共广州市市委、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共广东省省委、中共中央中南局的官邸或官府。评价广州民国居屋价值，窃以为“东山别墅”在历史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地理上均压过了“西关大屋”，这应是不争之事实。而农林上路则是“东山别墅”的中坚。

那么，原本无马路的东山，是如何出现农林路组团的呢。讲述《广州故事》的陈典松先生说，大概在清朝末年，现在的农林下路一带还是广州东郊的荒丘和农田，一批华侨和学成回国的留学生为了报郊祖国，用科学知识振兴国内的农业和林业，他们选中这一带作为农场，进行农业科学试验。其范围北到今环市东路，南到今中山一路，东到今农林东路，西到今农林下路。出资兴建这块试验田的就是广东省近代史上有名的爱国华侨张弼士，主持办场的是留学美国的农学博士唐有恒，当时唐有恒回到广州时，向有关人士漏露，希望在广州找块地方搞农业试验，这个消息被张弼士知道了，张弼士立即召见唐有恒，充分交换意见后，张弼士觉得这个留学博士的想法很好，于是出资在当时的广州东郊购买了这块地方，让唐有恒主办农林试验场。到了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这个试验田继续发展，历任场长、技师和教员大多是留学回国的留学生，他们在场内搞了蔬菜、花卉、果树、蚕桑、造林、作物和畜牧业等试验区，进行了选种、土壤、施肥、防治病虫害等领域的试验，而且对广东各地的农业进行了一些普查，在试验场，他们设置了气象观测所，研究了广州的气象与农业的关系，揭开了广州现代气象观测史的第一页。

未曾想，“农林试验场”演变为政府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