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龙：我的传奇归来国际版剧永远和老百姓站在一起

或许不是每个导演都当得起“见证中国电视剧行业发展XX年”的说法，但郑晓龙可以。1982年他大学毕业，进入如今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当时的北京电视制片厂当编辑。北视中心那时刚从北京电视台剥离出来，成了中国首家专业电视剧制作单位，而郑晓龙自1984年就开始主管电视剧生产，当了10年副主任之后又当了16年主任，直到2010年辞职。也就是说，在他以《北京人在纽约》导演身份为人熟知之前，北视中心出品的《四世同堂》、《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作品的面世，背后都有郑晓龙的推动。

在这个行业深耕33年，他除了创造了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的多个“第一”，还培养、提拔了许多人才，当年的普通工人冯小刚、赵宝刚等能被引进中心，从美工或剧务做起，渐渐获得导演机会，也因他不拘一格、任人唯贤之故。辞职后他自己成立公司，所执导的《甄嬛传》至今还能在随便转台时邂逅相逢，甚至在日本都引起收视热潮。

他这30多年的工作成果鉴定，恐怕尚不能以“XX后看着郑晓龙作品长大”的泛泛论调概括。往小里说，郑晓龙影响了中国家庭的娱乐乃至生活方式——从电视机尚是奢侈品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往往还会留有一些晚餐之后举家乃至举巷团团围坐、对着一台电视机看《渴望》的记忆；往大里说，他甚至影响着世道人心：《渴望》播出后犯罪率下降，《北京人在纽约》则降低了出国热潮——虽然在如今这个文艺作品被视为娱乐产品，电视剧被提炼为IP、卡司或大数据的时代里，这样的故事听起来仿佛是一个久远的传说。

合作多年的编剧李晓明与郑晓龙同是78级大学生，他用“高处俯瞰、低处扎根”来形容郑晓龙的职业状态。在他看来，郑晓龙如果打仗，应该是个能够带兵的将军；如果从政，也是个为民奔走的官员，但好巧不巧，他从事的是娱乐行业，“高处俯瞰，因为他是个高人；低处扎根，不是他的主观需求，而是行业的要求。晓龙作为一个电视人，他一直在努力的，就是使电视剧同时具备娱乐大众和人文情怀的双重特点。”

而年过耳顺的郑晓龙，又在这个时代里面对困境。在过去，应付审查与筹集资金或许是他的最大难题，而他所恃与之相对抗的，便是观众始终在他这一边。为老百姓拍摄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是他的一贯坚持，也是中国电视剧业的改革动力。然而如今，他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已颇有些吃力不讨好之嫌：新一代的年轻观众消费并影响着产品定制般的偶像剧，而一部分偏于精英审美的观众早已脱离国产剧，郑晓龙念兹在兹的“老百姓”，已经成为观众群众最没有话语权者。

“我还是坚持我们这种创作方式，怎么就不好看了呢？还是很好看，还是能长久啊。”郑晓龙对腾讯娱乐说，网页版传奇私服，“老百姓还是爱看实实在在的、传统的东西啊。很多人在一个年龄段的时候喜欢一类东西，但过了这个年龄段就未必的。而一个作品真正好不好，是需要经受时间考研，等过了若干年，大家还觉得好，那才是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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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龙：我的剧永远和老百姓站在一起（摄像：阿洋）

作为一个观众，郑晓龙本人是美剧迷。在很多场合，他提到自己他喜欢美剧的结构设计、情节推进、人物塑造，亦推崇其整体电视剧生产环境等。然而当腾讯娱乐问他为什么没有将《芈月传》拍成一个战国版《权力的游戏》，郑晓龙几乎是本能般否定了：“这种剧你我可以接受，一二线城市的知识青年可以接受，但普通中国老百姓能接受吗？”

他非常确定他的电视剧是为“普通老百姓”而制作，30多年前入行伊始他便有此明确的创作观：“电视是一个大众媒体，所以电视剧不能像电影一样，纯粹表达自我、搞艺术，电视一定要让老百姓爱看。在老百姓喜欢的同时，再去表达一点我们创作人员的内心，比如表扬一下人性光辉，批评一下人性黑暗，带入一点价值观。”郑晓龙对腾讯娱乐解释。

作为一个根正苗红的大院子弟，在他的价值观中，“表扬人性光辉”的诉求远高于“批评人性黑暗”。即便《甄嬛传》令他收获好评无数，但郑晓龙聊起来仍不时嘴角一撇：“小儿科。”这部宫斗剧由他的妻子、编剧王小平推荐，但许多情节几乎无法入他法眼，最后都是因为王小平的坚持而留下。以至于到了现在他还对着腾讯娱乐吐槽：齐妃听说夹竹桃有毒便以此去害甄嬛，“这什么人啊！坏死了，我不喜欢。”华妃知道甄嬛怀孕后吃酸黄瓜催吐，“你们女的也太小家子气了吧。”

从当年《渴望》女主角的人设便可窥知，郑晓龙是个相当直的直男——相比甄嬛等角色有其原作基础，刘慧芳是他与王朔等人“无中生有”地讨论出来的，更能折射其对女性的观点。在冯小刚的描述里，郑晓龙“骨子里觉得自己是二郎神转世”：父母都是军人，他听着总后大院的起床号、熄灯号长大；青年时又当过兵，至今还在与战友相聚交流我国军备水平的发展程度。你以为这样一个人会发自内心地对拍摄宫斗戏有兴趣？“我拍完《甄嬛传》都没觉得它是个很好的片子，里面很多东西我不欣赏不赞成。”他对腾讯娱乐说。

或者可以由此理解，他为何将历史上的秦宣太后塑造成他剧中的芈月。剧本第一稿里，芈月的形象由史料里那寥寥几笔衍生：有心计，擅女色，感情生活与其说是儿女情长，不如说是相互利用。如今我们看到的作威作福的玳瑁姑姑，在第一稿中，被芈月欺负了还不敢声张。

“芈月不能是这样的人。”郑晓龙坚持。在他看来，历史同样是一种叙事：“为什么历史上对芈月的记载少，就讲点她的黄段子、养男宠？因为她是女的。她作为一个女性在男权社会获得了权力，甚至也不是执掌政权、只是垂帘听政的权力。”

他要求修改剧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构架，他倒推出一个历史进程中的人物：芈月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化过程中里一个重要人物，她应当具备一定的能力、素质，代表先进阶级，才能使一个分裂、贫弱的秦国以几十年时间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者，并为秦始皇的大一统奠定基础：“积极进取、坚持变法、反对分裂、要求统一。”他总结人物身上的特点。

如今出现在荧幕上的芈月，与其说是还原历史，不如说是这个导演的巴顿将军梦在另一个维度的投射与自况。他剥除了人物身上可能更具话题性的以色事人、身体交易等元素，却为她加入男孩性格、散养生平，她的成长道路极度巧合地有各种高人邂逅相逢、辅佐左右，只是为了让她有机会接触各类新知，从而顺利由一个儿女情长的天真女孩，转型成一个家国情怀的政治女性。甚至可以想见，芈月未必就是郑晓龙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但这个开明有趣的导演如果托身女性，或许就是如今这个芈月的样子。

当然，芈月之所以“不能是这样的人”，另有一层原因，或许因她毕竟是一部电视剧的主人公。《甄嬛传》热播后，《人民日报》仍有多篇评论批评其为“文化垃圾”、宣扬“好人必须比坏人更坏才能生存”的价值观。而如今符合唯物史观、代表先进阶级的芈月，相比一个不择手段、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谋求个人利益的芈月，其所获加持不言而喻。毕竟《芈月传》顺利过审，审查意见认为：芈月的传奇一生是一部奋斗史，对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成长和成才提供了励志的榜样，“对当今处于改革开放关键时刻的中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