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抗日”37传奇网页版：一段尘封的历史传奇

　　此外，在作品中，作者还将故宫的重要文物做出简要介绍，譬如青铜国宝散氏盘、翠玉白菜、红烧肉、三希堂的三希帖等等，在叙述文物南迁事件的同时，加深读者对故宫国宝价值的认知。

　　“文化抗日”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其意义丝毫不亚于枪炮之战，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在军事打击的同时进行文化征服，切断中华民族的传承途径，根除中国文化传统的现实影响，从根本上消除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自信心”。《承载》以书写故宫文物迁移的历史事件，从一个侧面来展现中国文化战线上历时十余年的抗日战争，不仅表现出作者对于抗战题材文学创作的独具慧眼和标新立异，更充分显示出其文化担当和历史责任意识。

　　从“文化抗日”的角度观之，《承载》体现出题材上的新拓展和立意上的历史深度。但它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而是对历史的文学化表述，是一种力求生动的非虚构叙事。作者在该著“后记”中说：“为了避免过去记述中‘见物不见人’的情况，文中有些还原、想象和虚构的内容”，“但我尽量依据真实的史料，力图做到主要事实、主要情节、主要人物的真实性”。在摹写和再现现实世界而非想象世界的“经验的故事”写作中，确保主要事实、情节和人物的真实，是一个基本伦理。为求得叙述的完整性和生动性，作者运用了联想或再造想象等手法，用以塑造人物、组构细节、营造场面，注重历史现场的还原、人物言行的刻画、细节和场面的表现，富于传奇性和可读性。

　　同时，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学纪实，《承载》并未见事不见人，而是将“人”凸显出来，以各色性格鲜明人物的呈现，“掌控”全篇，表现出人性描摹的深度。作品在始终伴随着斗争和冲突中再现人物性格，表现他们的情与理、忠与奸、善与恶。文物南迁与反对南迁，这个冲突主要体现在故宫博物院内外的中国人身上。作品一方面写出了一批忠诚的知识分子形象：如故宫博物院院长、故宫文物外迁的决策者易培基，古物馆副馆长、续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故宫文物外迁的倡议者马衡，总务处处长俞同济，故宫博物院专家那志良、吴玉璋、李宗侗、吴瀛，北大毕业生高茂宽、周若思、王立文等，凸显这些人物以生命守护国宝、传承文化的使命意识和主动意识。应当说，这类忠诚的护卫者形象正是作者所着力要弘扬的一种向真向善向美人性的“导向”。另一方面，作品还描述了反对文物南迁的人物，如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张继、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周旬达、北大毕业生赵光希等。为了呈现历史的真相，作者还原出“反对南迁”一派人物的复杂性——一些人出自爱护文物、担心文物外迁受损而反对南迁；一些人不明就里，认为不如拍卖古物购飞机抗日；另一些人不怀好意，希望从中捞上一笔；还有一些人则完全沦为汉奸，为一己私利向日本人出卖南迁情报。破坏南迁者，主要表现在日军和日本特务身上，譬如本田喜多、金花玉、本庄繁等人物。作品中这三类人物形象都给予我们深刻的印记，是有血肉的书写、有精气神的书写。

　　《承载》以故宫文物南迁事件为描述对象，开启了一段尘封的历史传奇。它的问世正逢其时，因为它不仅回望着过去，也清晰地指向未来。

　　章剑华历经数载，写出“故宫三部曲”——《变局》《承载》和《守望》，以文学纪实的方式，全景式演绎出故宫博物院90年的前世与今生。三部曲虽都以故宫为描述对象，但侧重点各有不同：《变局》以辛亥革命为起点，叙述北京紫禁城由皇宫变为故宫的过程；《承载》再现抗战时期故宫“国宝南迁”的历史壮举；《守望》则写出了大陆与台湾“一宫两院”的格局以及人物与文物的离合与悲欢。三部曲以近现代中国三个重大转折时间节点作为叙述的视角，在纵横捭阖之间，不仅形象地描绘了故宫的沧桑巨变，也由此透射出近百年中国从积贫积弱、内外交困到自立自强、走向复兴的伟大历程。

　　“文化抗日”：一段尘封的历史传奇

　　——读章剑华长篇纪实文学《承载》

　　全书36万余字凡27章，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写起，直至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基本按照故宫文物南迁与西迁的始末顺序结构全篇。作品写到南迁计划的酝酿、争议、冲突、成行，几经周折，途经上海、南京、长沙、重庆、贵阳、汉中等地，传奇归来国际版私服，最终在安顺、乐山和峨眉山等地安顿下来，抗战结束，又重新东迁至南京，最终回到故宫。将过去有关文物南迁的零星叙述转换成全景式的系统展现。作家采取了双线并置叙述的方式，即保护迁移文物的中方的行动，与欲抢、偷、夺文物的日方行动相互交错叙述，在清晰连贯之中，营造悬念紧张之感。既是真实再现历史原貌，也使叙述波澜起伏、张弛有度。而书中大量精彩的场面描写又为这种叙述增光添色，如第5章马衡会郭葆昌见到故宫三希堂的两幅帖，第22章徐森玉深入虎穴见土匪，第11章朱树声为调查易培基与吴瀛起冲突等。

　　在三部曲中，《承载》主要再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故宫文物“南迁”与“西迁”的过程。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抗战文学题材的新拓展——作者聚焦故宫万件文物的万里大迁徙，以这一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文物迁移，形象地诠释了“文化抗日”的深刻内涵。故宫以及故宫文物具有非凡的价值与意义，正如故宫博物院总务处长俞同济所言：“故宫文物并非全是宫廷用品，而是历朝历代搜集积累起来的文物精品，它们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是物化了的中国社会发展史，是华夏子孙赖以生存的根和魂，其价值无可估量。它具有不可替代性，是不可再生的。”保护、守护故宫文物，就是保护和守护作为国之命脉的中华文化遗产，就是在恪守民族尊严、延续民族之根，避免亡国灭种的悲剧发生，就是体现在文化层面上的“抗日”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