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学传奇归来书写另一种历史

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太阳帝国》曾经揭露了上海的侨民集中营惨状。《极地天使》则是反映潍县侨民集中营景象的文学作品。黄国荣告诉青阅读记者，关于该集中营的史料多来自亲历者回忆，罕有学界研究。他希望这本小说能帮助后人全面了解抗日战争，了解同盟国之间的并肩战斗。“我想突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民间性。”战争不仅是军队间的交锋。无名而无畏的民众，也许是长期以来人们历史视角中缺失的一环。文/张楚楚

《战争和人》三部曲，王火著，1993年。以国民党上层官员、法学家童霜威、童家霆父子的遭遇为主线，全景式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大半个中国的社会画卷。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文学是另一种历史。抗战文学不仅是对烽火岁月的回望，创作者对历史的认知，总是隐含着对自身时代的思索。

完成了“三部曲”的何顿说自己已经尽力了。因为《黄埔四期》面世，一个黄埔六期和一个黄埔八期的后裔找到他，想让他写写他们的父辈，何顿谢绝了，“我把自己对那段岁月的感觉写尽了，再写，就是重复。”

《野葫芦引》三卷，宗璞著，1998—2009年。包括《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塑造了抗战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群像，网页传奇私服，语言典雅。《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湖南作家何顿2011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湖南骡子》，60万字，讲述何氏五代人的家族史，其中包括主人公在长沙四次会战中的经历。后来他又写了小说《来生再见》，最新的则是《黄埔四期》，刊发于今年《收获》杂志的长篇专号（春夏卷），近期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有评论家将这三部小说归为何顿的“抗战三部曲”。

“抗日战争打了那么多年，却没有几部还原历史且令人称道的好小说，实在是不应该。”在何顿看来，苏联卫国战争小说，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个人的遭遇》皆是优秀的战争小说。“中国的抗战时间这么长，大会战打了22次，小的残酷战斗更是不计其数，而小说之所以少，有特殊年代的特殊原因。数量上少，矮子里面又拔不出高个儿，不及国外的二战小说就正常。好在今天我们的党胸怀宽大，随作家怎么写，好作品就出来了。”

黄国荣曾在山东当兵18年。电话采访中，他告诉青阅读记者，三年前他与部下参观山东潍县侨民集中营遗址，深为震惊。“我们过去老说外国帮助中国人抗日，但是我们不知道中国人是怎么帮助同盟国的。”对此，1942年3月至1945年8月，山东潍县侨民集中营的历史做出了无声的回答。

何顿：追随将士们的足迹

当地的中国百姓通过各种方式援助外国侨民，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因营内物资缺乏，“地下黑市”交易成了侨民们的生命线。他们从集中营偷偷抛出衣服、手表等物品，营外的中国人接到包裹，回馈给侨民急需的食品。掏粪工张兴泰是当时唯一能自由出入集中营的中国人，承担了信使角色，甚至将信件藏在鼻孔中逃避日军搜查。日军顾虑美国日裔的安危，不敢对欧美侨民有过分之举，却肆无忌惮地对中国人展开杀戮。广文中学校长黄乐德帮助两位侨民出逃联络救援，日军以此为由，烧毁千余间房屋，200多名中国百姓无辜丧生。

《风云初记》，孙犁著，1951年至1963年。冀中人民的抗日生活。武戏文唱，孙犁的笔法是多么的独特，无需赘言。

在完成《湖南骡子》和《来生再见》之后，何顿觉得“对得起这些老兵了”。他正准备把这个题材放下时，有两个黄埔四期军人的后裔拿着厚厚的资料找到他。“贺百丁（胡宗南的部属）和谢乃常（杜聿明的部属）的后代把他们父辈的回忆文字给我看。3万字的回忆录让我在阅读中产生了幻象，一个个人物仿佛从文字里走了出来。让我觉得必须要写。”

创作过程中，范稳想找到历史的当事者谈谈。“所幸的是抗战这段历史对我们来说还不算太遥远，不幸的是这些抗战老兵在世的已经不多且年事已高、疾病缠身，而且他们对往昔烽火岁月的回忆已经模糊零碎。”他拿着采访本，走到老兵身旁。“普通人可能知道一些历史概念和历史名词，但文学的任务就是要去形象化地丰富并灿烂这些已经进入或没有进入历史教科书的概念和名词，比如‘远征军’、‘滇缅战场’、‘飞虎队’、‘滇缅公路’等等。”

《亮剑》，都梁著，2000年。共产党将领李云龙丰富多彩的一生，电视剧使其传奇军人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书写，是拒绝遗忘的方式。范稳说：“过去，文学研究习惯分为‘解放区文学’和‘国统区文学’。而在今天，抗战文学的书写方兴未艾，已经超越了党派的藩篱，作家们更多地从人性、从个人命运、从民族共同体、从历史的重新发现和梳理方面去下工夫。无论是宏大叙事还是微观展现，作家们的禁忌越来越少，越来越贴近历史的真实。这是时代的进步，是文学的幸事。”对于当今的抗战文学写作，范稳认为，作家们依然有使命。“无论是敌后战场还是正面战场，无论是国内战场还是境外战场，文学的发现和书写依然不够。”

《黄埔四期》写的是全国抗战，从忻口会战、淞沪会战到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在小说里，何顿把贺百丁与谢乃常经历的恶仗一场接一场地写下来，唯独不写抗战胜利，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享受到胜利”。他四易其稿，写作期间还沿小说主人公的抗日足迹走了一遍：上海、西安、山西忻口、中条山、广西昆仑关、河南信阳、开封的兴隆集、高塘寨、陈留口、武汉竹竿铺、罗山、怒江、高黎贡山……当年他写《湖南骡子》也是一样，写完书后，资料用化纤袋装了有整整一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