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冰传奇归来私服和雪就是我的呼吸

迟子建入校仪式

谈写作：作家应该是自己最好的批评家

迟子建：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存在，宏大叙事要看从哪个角度理解。比如海明威是宏大的，福克纳也同样应该是宏大的。海明威是面向世界的宏大叙事，他经历过那样的战争，有过那样的伤痛。你看他笔下有很多硬汉的形象。福克纳恰恰是走入内心的宏大叙事，类似法国普鲁斯特写的《追忆似水年华》，都是内心非常强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这种。托尔斯泰显然又是一种开放式的宏大叙事。我觉得不要把宏大叙事偏颇地理解成就是针对某一个大的题材，或者年度跨得很久远的一定是宏大的。我觉得针对某一点切入，哪怕像卡夫卡的《变形记》，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在一个方面达到了它的深邃，洞悉了人类的弱点，那么它就是宏大的。因为它在文学上、艺术上有了质的飞跃，这是宏大的。

2005年，我写出了两部重要的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和《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在这个时期，女孩的忧伤已经变成了一种悲凉。包括《群山之颠》，我觉得如果批评家没有跟踪我一路走来的作品，只是从字眼上去理解、解读，可能是有些偏颇的。所以莫言那番话、包括苏童的，因为发自同行，他们知道写作的甘苦，我觉得还是挺欣慰的。因为同行们觉得这是我经过了那样一段岁月以后作品的变化，也鼓励我这样一种走法。所以我不喜欢批评被标签化、被定义化。尤其限定在女性那种过分的（标签化），这本身是把文学狭隘化，而且是作为招贴的一种。写作本身其实应该是把自己的心打开。有很多作家是自闭的，为什么世界文学史上很多文豪都是这样，他就是用一只笔，将自己的心灵世界向另外一个世界打开了。这样一个世界可能是丰富的，可能这个作家在生活中他是单调的。

腾讯文化：我看《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那种密集的悲伤，有一种窒息、喘不过来气的感觉。你的作品体量非常大，这种密集写悲伤的并不是太多，其中有些像评论所说的带有温暖的色彩。想请问你觉得，相比较直接描写苦难，是不是挖掘背后人性的光辉更难一些？

腾讯文化：采用这种结构的时候你还有怎样的设计？

腾讯文化：《额尔古纳河右岸》还带来了文学之外的效应，很多人去那里旅游。还有关于“最后一个酋长”重返大山这样的报道。

迟子建：其实苏童、莫言、余华都去过美国，我是和刘恒一起去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它的交流比较多，那三个月跟世界各地的作家有各种专题讨论。比如说针对中东问题，针对写信的问题，我记得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专题讨论。还有作品朗诵会、电影观摩，非常丰富。我们还去了密西西比河旅行，安排是很丰富的，就是一个文学大家庭的感觉。

腾讯文化：你本身还是黑龙江省作协的主席，我们知道各个地方作协主席的工作略有差异，你是属于比较操心的那类吗？

迟子建：像陈福民、张莉、梁鸿他们讲的，有些我深有同感。梁鸿是比较有视野的，清晰感觉到《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显然是写大的悲痛，这个时代之痛。而且作家当然要有思想性，但这个思想性要含而不漏，不能血淋淋地呈现，总要是艺术的。

到了《群山之颠》为什么用这种形式呢？因为这里面历史和现实有很多特别勾连的地方。如果你拿出任何一条线用第三人称平铺直叙，这个容量太大了。可是我用倒叙，就把整个事情都解决了。每个人物背后都是有故事的。你拿出陈金谷，他的过去和女知青的故事，怎么样有私生子。拿出辛开溜，被误解为逃兵，战争岁月的这些东西就出来了。如果再说他娶那个日本女人秋山爱子，战争的悲剧又出来了。

腾讯文化：我们知道所处的地理环境对作家来说可能并非决定性因素，但你这么多年来都在黑龙江的土地上写那里的冰雪，地域对作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腾讯文化：很多去旅游的人，也包括外界呼吁的人，其实都是把那里当做一个比较好奇的样本对待。你觉得对鄂伦春族这样的少数民族，我们是应该以怎样的视角和态度面对？

所以在进入之前，有的人经常说我只要拿起笔来就能写，我不是。我写《伪满洲国》要绘图，写《白雪乌鸦》我也画一个图。写《群山之颠》也是一个人物的谱系关系，大体的设计脉络你要了然于心，进入写作的时候就不会慌张。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个我是赞同的，就是一定要找到这种恰当的形式，也就是它的艺术性。

迟子建：作家严格来说是很难培养的。每个作家的经验就像一次性消费的纸巾，每一部作品都是这样，一个完成了，你这个经验对另外一个作家就是没用的。我们读任何经典作品为什么能从中获益呢？因为你看到的是果实，看到果实的时候一定就会品味它的芬芳，你感受它的气息已经足够了。

迟子建：我没有读过她的作品，但是我知道她写的作品是对整个人类的反思，对大灾难的反思，从真实性上入手。可能真实性这一点是现在文学面临稀缺的东西，它是一种提醒。但是我依然认为，虚构的力量对于小说家、对文学来讲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力量是艺术的力量。我们不能完全强调真实，把艺术放到一个遥远的背景，这也是很遗憾的。

可惜我认为，中国文坛那时候的热点可能并不关注这样的作品。而且作品的长度也给很多人造成了阅读上的障碍。我觉得如果重读《满洲国》，在文学意义上，我30多岁的时候进行的这种探索依然有意义。所以我觉得没关系，所有作家的作品都存在被误读的可能性。比如说箫红和张爱玲，她们当年的很多作品也遭到了误读，可是多年以后重要性被发觉出来了。当然我不是说《满洲国》多少年以后会怎么样。有的东西永远会是这样，那也没关系。也许这是它的命，对于我来讲，我作家的使命完成了。其实如果没有《满洲国》这部长篇的写作，可能我也未必能开启以后长篇的连续写作。包括《额尔古纳河右岸》，甚至不被人提及的《越过云层的晴朗》，直到《白雪乌鸦》《群山之颠》。我想《满洲国》写作的这种锻炼和我在30多岁的时候的这种营造，有点像调嗓子，很必要，也很重要。

迟子建：阿来说得特别精彩，在我心目中他也是中国当代很了不起的一个作家。他在民族、自然、人性这块理解是非常深邃的，又不狭隘。我同意他的观点。我们两个也谈到过自然这个话题，他觉得我作品里大自然的色彩是比较浓。这个大自然像梁鸿强调的不是风情化的，而是内心的一种东西。（风景）只不过就是一个背景，（内在）这种伤痛可能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