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动物城：传奇归来私服三个谎言和一个事实

文 | 阑夕

很久没有看到这样“零差评”的动画电影了，就像现在称赞美女一定要加上“零死角”的定语一样，这个世界上素来不会缺少苛刻挑剔的批评家，却罕见让非议荡然无存的干净回敬。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出产于迪士尼的第55部动画长片，本身已经不再带有迪士尼的符号式桎梏，充满自我革命的蓬勃气色。

商业市场就是如此奇妙，在经历漫长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之后，迪士尼支付巨大的财务风险将皮克斯放入购物车，并挽留住约翰·拉赛特成为两家公司共享的首席创意官，这种融合让迪士尼和皮克斯都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比如迪士尼出品的《无敌破坏王》，无论是从设定还是剧情而言，其实有着皮克斯的《怪兽电力公司》的影子。而挂名于皮克斯旗下的《勇敢传说》，则又隐隐透露出迪士尼擅长的女孩梦幻风情。

当然，从结果出发，皮克斯尚在消化和适应的阶段，2006年的《赛车总动员》作为迪士尼持续多年力主推进的一个合作项目，最终票房数字为皮克斯迄今为止的倒数第二，2012年的《勇敢传说》更是灾难，连《怪兽大学》都遭受牵连，没能趟过皮克斯8亿美元的历史票房均线。

迪士尼的逆袭则有目共睹，这在2013年的《冰雪奇缘》上触及顶峰。只是，这部胜于美术和音乐的“又一个公主的故事”依然没有离开迪士尼的舒适区，尽管它用力吸取了皮克斯“用成人的视角构建童话，用孩童的语言娓娓叙事”的特长，票房及衍生品的成绩也相当辉煌，但迪士尼的表现的确只能说是再度接近了自己的极限，而非超越了它。

《疯狂动物城》的横空出世，却是自我革命的典型产物，它甚至摆脱了迪士尼在架空世界观的建构上一贯的贫瘠，将政治寓言和童话故事合二为一，同时满足家庭两代观众的欣赏取向，而这正是好莱坞所推崇的“合家欢”电影的追求效果。

“Zootopia”显然是“Utopia”的变体，这个起源于古希腊哲学时代的概念性名词经过多年的解释和演绎，已经如同应许之地那样变得面目模糊而阴霾密布，以至于批判乌托邦转而演变为近代文学的某种主流姿态，《黑客帝国》亦道出众人的共同忧虑：若有完美，必有谎言。

动物城的理念“Anyone can be anything”则是《独立宣言》“All mem created equal”的变体，或者说得更加直白一点，动物城的魅力和引力，与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所定义的“美国梦”是一脉相承的：““任何人，不管他出身如何，也不管他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更不管他有何种得天独厚的机遇……他有权生存，有权工作，有权活出自我，有权依自身先天和后天条件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这块以移民建国并能持续吸引全球人才越洋奔赴的世外土地，正是基于“人人皆可成功”的普世信念而运转自如。

从十九世纪开始，当革命的暴戾火焰与阶级的传统枷锁成为整个欧亚大陆仅剩的两个选项，北美那块以移民建国的世外土地，就被历史托付了乌托邦的角色。

于是，我们很快遇到了乌托邦的第一个谎言：它无法被设计。

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起点，空想派学者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凭借智慧，人类可以设计出一种没有瑕疵的社会制度”，从傅立叶到欧文，从布朗基到马克思，乌托邦的参数愈来愈具体，实现它的方式也愈来愈激进，而流星的陨落，也一个比一个声势浩大。

动物城及其蓝本美国无法幸免于外。动物城赖以生存的“和平条约”——它使草食动物与肉食动物有了相处的共识，并维系起了一个走出蛮荒时代的现代文明——像极了美国人念兹在兹的国父杰作，即《独立宣言》及其衍生出来的合众国律法体系。

但是，一纸文本框架的伟大，并不能就此永葆子民的安康，就像机器图稿的美妙绝伦，也要依赖每一颗零部件的打磨和操作机器的手艺。《疯狂动物城》的矛盾和冲突所隐喻的，是那些经过设计之后的复杂运转，你可以看到傲慢与偏见，也可以看到种族或是信仰歧视，还可以看到自由与权利的相互摩擦。

兔子朱迪和狐狸尼克的初次相遇，是在一间由大象开设的冰淇淋店里，大象拒绝向名声不佳的狐狸出售冰棍，并拿出一张写有“每个动物都有权拒绝向其他动物提供服务的权利”的告示作为法律支撑。

这并不是虚构的场景。在美国，许多商店都有“We reserve the right to refuse service to anyone（我们保留拒绝为任何人服务的权利）”的标语，这是宪法保障个人自由和私有产权的条文，比如一个骂骂咧咧的醉汉，便利店可以拒绝为他服务，一个衣冠不整的男人，也不被允许进入对着装有要求的高档餐厅。

比如，美国曾发生过多起有着宗教信仰的蛋糕店店主拒绝为同性恋情侣制作婚礼蛋糕的司法案件，前者认为违背个人信仰去用双手烹饪歌颂同性婚姻文案的糕点实在太过痛苦，他们有权不被强迫做这么一件难受的事情，而后者则搬出《民权法案》指控蛋糕店的歧视行为，并在政治正确的语境下赢得了从劳工局到法院再到主流民意的支持。

除非虚伪到自认为先知的地步，否则我们应当承认，在类似事件上做出价值判断的难度之高，恐怕并不适合在短期内设立底线之上的规则。就像美国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终在去年获得最高法院的认可，但是他们仍然必须尊重“人们有讨厌同性恋的权利”，而不是提出将保守主义者统统扔进监狱的主张。

《疯狂动物城》的处理细节仍然令人赞叹，它没有让身为警官的兔子朱迪使用权力强迫大象把冰棍卖给狐狸，而是挑出了大象违规操作的行为，以和解交易的形式让大象不得不配合这一次的例外要求。

这就到了乌托邦的第二个谎言：救世主是必要的。

显而易见的是，冰淇淋店的大象可以继续“歧视”那些令他讨厌的顾客，他并没有被兔子朱迪说服，以后进店的狐狸大概依旧会被他拒绝服务。而兔子朱迪在帮助自己萍水相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自己误解买单——的狐狸尼克之后，也不会继续驻店设法解决大象的政治错误问题，这既非她的职责，也不在她的能力范畴之内。

事实上，与超级漫画英雄所代表的青年文化潮流不同，《疯狂动物城》缺少对于一招制敌的路径依赖，兔子朱迪从事警察工作也没有多少悬壶济世的初心，她只是恰好将这份职业作为个人理想并坚持始终，是自私早于无私的个人主义表率。

兔子朱迪之所以查收失踪案件，是因为她不甘心做交通协管的平庸工作——尽管这种预设职业不平等关系的心态本身就有些微妙的失语——但是当她成为这座城市的英雄时，她才发现自己其实搞砸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