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冬：让妹子传奇归来私服临危的，是传世直男癌

这样对女性身体的漠视，还不限于男性。《红楼梦》第74回惜春弃丫鬟入画如敝履，恼怒道：快带了她去．或打，或杀，或卖，我一概不管。在大户小姐的眼里，奴婢从来就是可打、可杀、可卖的牲口。

北京酒店女孩被拉拽一事视频中，曾出现多名路人。

在大段抄袭《唐律》的《宋刑统》中，更是把男女受惩罚的双重标准写到了纸上。同一个案子，往往是女性受重罚，如：“诸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论。诸妻殴夫，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斗伤三等，死者斩。”即使女子提出离婚，也必须以男子名义题写休书，罗列诸多所谓女子失德之故，根本不考虑女子的人身感受和权益。

唐代男人可借口一条狗抛妻

宋代男主人奸女婢不入罪

是啊是啊，遇上野蛮女友我们也好保护你啊~

秦始皇在会稽刻石中写下：“夫为寄豭，杀之无罪”，就是说，丈夫一旦像种猪一样毫无廉耻地出轨，杀掉他也是倾向于无罪的。从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来看，秦代以法立国，法远大于礼，应对直男癌的刑罚比比皆是，如丈夫殴打妻子，伤了面容、四肢或者使之手腕脱臼，会受耐刑（剃除须鬓，古人视之为精神打击和公开羞辱），并不因为女性的悍妒或者其他任何理由减罪。同时，如果想和自己的妻子离婚，也必须前往官府登记，而不能自行分居，否则夫妻双方都要被“罚二甲”。这些，甚至连如今的中国都没能做到。尽管不能因此就妄言当时的女性地位高，37传奇私服，但是由于律法严格，不仅是直男动手打女人会受罚，就连直男旁观者也无法坐视不管，因为未能“见义勇为”，也会被罚。这样的先例尽管不是十全十美，但多少让路人甲们，不会因为“家务事”而忽视人身伤害。

宋代笔记《夷坚志》记录一个骇人听闻的杀妾狂魔，凶残度远超为劝酒连杀3位婢女的石崇：“杨政在绍兴间为秦中名将，官至太尉，然资性残忍，嗜杀人。幕僚李叔永宴会中如厕，望两壁间隐隐若人形影，谓为绘画，近视之，不见笔迹，又无面目相貌，凡二三十躯，疑不晓，扣虞兵。兵傍睨前后，知无来者，低语曰：相公姬妾数十人，皆有乐艺，但少不称意，必杖杀之，面剥其皮，自手至足，钉于此壁上，直俟干硬，方举而掷诸水，此其皮迹也。”

日本学者佐竹靖彦在观察《清明上河图》时，就注意到一个现象，北宋热闹的市街上千男一女，如其所言：女性除了归属男性之外，不可能有独立的地位。宋代士大夫家庭的妇女，外出时均遮蔽头面，唐之帷帽是为遮蔽风沙，而宋之盖头则是为了不让其他人看到，单这点不让伊斯兰教。

《唐律疏议》中规定的家庭暴力罪名繁多，可见唐朝直男癌的花样百出。

五代笔记《三水小牍》有一篇非常著名的《非烟传》，讲述了中唐女妾的凄惨遭遇：美艳有才气的非烟，因为从小失亲，受媒婆哄骗，嫁于一个粗鄙暴力的军官为妾，在长期的苦闷中，非烟选择了与邻居诗赋传情，在败露之后，最终被武公业活活鞭打致死。《唐律》把女性当特殊的附属物来看：不伤，无罪；轻伤，小惩；人命，也不用上绞刑架。由于纲常上的道德得势，武公业杀死非烟后，根本没有受到任何法律的制裁，包括非烟为之寄情的邻居，事败后也不过逃窜他乡，还将所遇向他人炫耀，何其可悲！

秦代和汉初，还未诞生董仲舒三纲五常论和刘向《列女传》，儒家的直男癌还未染指女性的道德行为，当时的女性无论是在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都享有较高的自主权。

揪头发、掐脖子、女孩声嘶力竭呼救——小情侣这么吵架就不用报个警吗？我想起王小波的《猫》中的一段：“在单位里我把这件事对大家说，他们听了以后也那么说。只有我觉得这件事分外的可怕。于是我就经常和别人说起这件事。他们渐渐听腻了。有人对我说：你这个人真没味儿。”北京酒店的一幕，是部分现场与网上的“观众”对挑衅、侮辱甚至殴打女性，看腻了，没味了？真是细思恐极。

对此，诗人白居易传世的文章也提供了佐证。他在担任中书舍人一职时，曾写过一百多篇关心女性的判文、奏章。其中最著名的一篇是揭露家暴、严惩凶犯的《论姚文秀打杀妻状》，文中这样描述这桩惨剧：“姚文秀怒妻颇深，挟恨既久，殴打狼籍，当夜便死。”

白居易的一篇判文描述一位妻子给丈夫送饭，路上遇到饥饿的父亲，将饭食先给了父亲，丈夫怒而出之；另一篇判文则记录了一位妻子在婆婆面前呵斥一条狗，丈夫认为她的行为对母亲不敬，怒而出之。这些啼笑皆非的无错被休现象并不鲜见。

平民如此，名人也不能“免俗”。《黄鹤楼》的作者、令诗仙李白都折服的盛唐才子崔颢就是个直男癌晚期，娶老婆就看脸，娶回家看几年不顺眼了，马上休妻，前后休了四个。所幸他没有生在先秦，若按 “士三出妻，逐于境外”的法例，崔颢早被放逐。

《宋史》记载：南宋时临安府规定：“女使（女婢）不立年限，名为奶娘、厨下女，实为妾终身。”宋代规定男主人淫自家女使不为罪，如唐代主人之奸自家奴婢一般，以维系主人家的体面。宋代的女使尽管有雇佣色彩，但是准“贱民”，人格权利是不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