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雄日记：用传奇归来国际版血性重铸新闻人之魂

记者到底是一个职业还是一份事业？这个问题应当是现下很多新闻人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世纪之问”。

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教授梁媛与我相识多年，2011年以来先后多次在湖大新闻学院与学生交流，谈不上讲课。今年，梁媛教授代表学院，曾多次邀请我再为新闻系的学生上课，都被我婉拒了，一方面是工作忙，身体条件不允许，另一方面，我并非科班出身，误打误撞走上新闻之路，平时培训通讯员还行，要登上大学讲台教专业学生可就为难了。

直到最近，年底工作量突增，记者站力量亟待增强。疾病缠身的我别无他法，只能把目光转向即将毕业的“学生兵”，央梁媛推荐几个好苗子到记者站锻炼锻炼。她不说行，也没说不行，只说“你自己来挑吧，跟学生们聊聊”。几天后，她真以学院的名义发了封邀请函给报社，请报社准许我为她的学生上一堂《记者的专业素养》课。

当梁媛告诉我这个“命题作文”的时候，我跳了起来：这是新闻理论研究的基础内容，相关知识她应该教了不少，我也没有新东西，要怎么讲？她说：“你的经历就是一个‘好记者养成记’，就说说你的故事吧。时间定在11月27日，星期五下午，学生们都盼着呢！”

大学课堂是神圣的，学生必须认真对待。于是我连着几个晚上为课件找素材，还专门做成了PPT，做足了准备。可到了26日，我再次感觉不适进了医院，不得不推迟时间。

今天下午，当我拔掉针头从医院赶到湖大时，药劲还没过，头一阵阵眩晕。时间还早，梁媛在辅导学生，她带的一名研三学生前来为我领路。路上我们聊起她即将毕业找工作，满以为经过这么多年苦读，她会选择一家“理想中”的媒体，当上自己“梦想中”的记者，冲锋在无数个新闻现场，不料她竟告诉我已经谈好了一家企业，负责编内部刊物和外宣工作，有可能不久就会结婚生子。

记者是船头的瞭望者，是时代的纪录者，是权力的监督者，要为边缘人发声，为社会铸良心，更能让无力者有力，让孱弱者前行，这些“无冕之王”的权与责早已被写进新闻学课本，也曾激励过无数人前仆后继奔向理想的新闻战场。但现在，这个被我当成毕生事业的记者工作，在她那里，不过是一份谋生的职业。

新闻人的理想去哪了？记者的血性去哪了？我忽然觉得必须来上这堂课。

湖大新闻系2014级有3个班，一共88人，梁媛开的课是选修，50来个学生到课，男生很少，不过十几个。“我是农民的儿子，是地地道道的草根记者，不会说普通话，口音都带着泥巴的味道。”我环顾了一下教室，道出了开场白，“但我想跟大家聊聊怎么《用血性重铸新闻人之魂》。”

在我的家乡娄底，有一所创立于1901年的乡村义学——陶龛学校，这是全国唯一一所以“血性”作为校训的学校。它和陶行知创办的晓庄乡村师范学校齐名，享有“北行知，南陶龛”的盛誉。它的创办人是清末翰林罗申田，发扬光大却是其子罗辀重。1912年，罗申田因坚决维护祖国统一被叛将钟颖所杀。1914年，罗辀重为报父仇并惩国贼，咬指血书上诉民国中央政府，终得偿所愿。1920年罗辀重留学归来，谢绝湖南省意欲委任他为教育厅长和国会议员的提议，只身回到故乡，亲自主持陶龛学校三十年，并在其父殉难纪念日将“血性”定为陶龛学校的校训。

罗辀重认为“血性”就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信义”。所谓“信”就是要“诚而愚”，“血性的人，非常本色，非常老实，一是一，二是二，心地光明，行为正大”。所谓“义”，就是要“为他而不为己，只要是信之所在，仁之所存，便一往无前，赴汤蹈火，百折不挠，绝不畏难，绝不退缩，也绝不怕失败”。

陶龛学校虽只是一所推行乡村小学教育的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罗辀重发动师生多次组织抗日宣传队，进入湘乡县各乡镇开展抗日救国宣传；还成立募捐队、妇女慰劳团、联防自卫队，支持抗战，守卫乡土。抗战八年，陶龛学校先后有上百名师生参军入伍，投身火热的抗战前线，其中包括罗辀重的长子和长女。他创办的《陶龛旬报》，以宣传抗战救国为己任，发行省内外，还被陶龛学子带到印度、日本、欧美，广为传播，产生了积极良好的国际影响。

陶龛学校创立至今，校友不下万人，遍布全国和世界各地，不少受“血性教育”浸润的陶龛学子为祖国的腾飞和世界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中有骁勇善战的爱国将领宋希濂，有“东方的梵高”之称的著名画家罗尔纯，“血性律师”全国人大代表王工等，著名作家张天翼也曾赴陶龛讲学交流。

八年抗战，湖南贡献兵源170万，居全国第一。中日双方在湖南战场就进行了6次会战，日军伤亡20万以上，约占整个抗战的三分之一。唯一写进日本历史教材的战役就是衡阳战役，日本以11万兵力对国军1万余守军，却付出了伤亡6万余人的惨重代价。如此战果，在整个抗战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正是湖湘文化中铁血尚武、卓励敢死、英勇献身的精神给了全体官兵最好的激励和鼓舞，这也是中华民族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的具体体现。

因此，湖南人的血性就是湖湘文化的精神骨髓。而一直以来，中国新闻人也是有血性传统的。

像范长江，他中学时代就勇敢地走上街头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宣传演讲，后来被四川军阀通缉，只好离开重庆，辗转来到武汉、南昌，17岁就加入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教导团，成为一名学生兵，并参加了“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失败后，范长江与部队失去联系，先后考入中央政治学校、北大哲学系就读，但是相对平静的学校生活让他感觉到：哲学不能为现实服务，教育不能实现抗战救国的目标，于是再次走出书斋，投入现实的抗战，成为《大公报》的一名通讯员。在“西安事变”时他冒险进入西安，写出《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率先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宣传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惹得蒋介石勃然大怒，下令严查他的所有文章和信件。敢以区区记者之力去冒犯国家统帅之虎威，其血性当为时人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