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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弹轰炸日好玩的传奇本第一人”的远征传奇

原标题:“纸弹轰炸日本一人”的远征传奇

“纸弹轰炸日好玩的传奇本第一人”的远征传奇

徐焕升凯旋归来向欢迎人群致意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月光如辉,日本长崎的街头如往常一样平静。日本军政官员正入梦乡,有些还酒酣耳热,突然警报响起,全城熄灯。漆黑一片中,莫不惊慌失措,抱头伏地有之,被头裹身有之,钻进马桶间有之,跳进井里躲藏亦有之,一式地屏息敛气,狼狈至极;入睡了的长崎居民,来不及披衣,相继逃出房屋。满街、满巷、满村、满市,都拥塞着慌乱窜逃的人群。

惊惶未定的日本军民惶惶不可终夜,惊吓至天明。他们万万没想到,炸弹并没有如约而下,从空中飘落下来的却是纸质传单。

一位寿司店老板拾起几张纸片,上面印着:“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

这么多传单是从哪里来的?

这就是中国对日本的“纸弹轰炸”事件。1938年5月19日晚,中国空军越洋空袭日本,投下百万纸弹后凯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阵营对日本本土进行的首次空袭。当时,宋美龄专门为此次行动起了个名字,叫“人道远征”。

“领衔此次远征的,是崇明籍空中骄子徐焕升,也就是我的父亲。”徐焕升的长女徐蓉兰说。

美国《生活》杂志曾评选刊登了二战中闻名于世的12名飞行员的照片,其中就有担任这次“纸弹轰炸”行动的队长徐焕升。该杂志明确指出,“徐焕升是先于美军杜立德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慷慨请缨

自组空军远征队

“父亲为人谦逊,颇有儒将风范,他不喜张扬,不会主动和子女讲起过去的事。”徐蓉兰这样评价他的父亲。

徐焕升的大女婿王大森也说,“我们问他,他也不多言。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徐焕升的谦和有礼,不仅家人常念在心,他的战友亦交口称赞。老战友曾回忆,合影留念时,请他在第一排中间位置,他一次次辞谢,坚持坐或站旁边、后排。

“堂兄从不提他当年的壮举,为官低调而清廉。”徐焕升的堂弟、现已90多岁的徐方说,当年他曾投奔过任空军第一联队司令的徐焕升。原以为堂兄当上了司令,住的是豪华宅邸,哪知只是临时的公房,不起眼的房屋、平常不过的家具,吃的也都是饭堂的家常便饭。

僚属、亲朋敬佩之余,用“只有成熟的稻穗是低垂的”赞扬徐焕升。当年由他安排先行转移的军官,仍感念其“战必争先,退必居后”之高尚风格,赞他足为“现代军人效法之楷模”。

缄默、低调,掩不住当年的豪情与壮举。“战必争先”要从徐焕升的主动请缨说起。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武汉成为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中心和作战物资主要集散地。日本空军加紧对武汉实施空袭和轰炸,并到处狂轰滥炸,整个中国大地硝烟一片。

《大公报》 曾这样写道:“敌派飞机到我后方各处,对我无防御城市之人民,任意轰炸,破坏文化机关,残杀我医院之病人,我全国上下人士,莫不切齿痛恨。”

当时,有人主张派飞机去轰炸日本,以血还血;有人认为不能冒险行动,中国空军314架作战飞机,经淞沪会战、南京战役已损失惨重。

1938年3月,汇集各方意见后,蒋介石制定《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决定在5月中旬派空军突袭日本,但不投炸弹而掷纸弹,即“散发传单”。

“当时中国的空军力量太弱,投放传单揭露日军侵华暴行,以唤起日本民众反战的觉悟,这在其本土造成的影响会比少量炸弹更大,也显示我中华民族不滥杀无辜之德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瞿骏认为,纸弹轰炸战略是改军事战为舆论战,意在用人道主义回应日本的侵略,以赢取世界各国的声援,故称“人道远征”。

彼时,情势对我方并不利。瞿骏分析说,日本本土防空戒备森严,部署了大量战斗机和地面防空部队。而中国空军装备的飞机中航程最远的也不足1000公里,又无合适的战斗机给轰炸机进行护航,“这样去日本执行空袭任务,等于‘赤手空拳’。”

当时能做如此远距离飞行的飞机只有“马丁139WC”一种机型,且仅有的两架马丁机都在外国志愿飞行员手里。考虑到设备与技术的欠缺,国民政府准备聘请外籍飞行员执行。

“有个外国上尉飞行员答应了,不料他却以白人性命珍贵为由,开出10万美元的天价!”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崇明文史研究会副会长陆茂清说,几经权衡,国民政府决定,改由中方飞行员来执行。

“得知此消息,父亲主动请缨,那年他30岁。听说那时父亲还在发热,生着病,却一心想着去战场。”徐蓉兰说。

出生于崇明庙镇和平村的徐焕升,在家族人眼中,是聪颖好学的榜样。他18岁从崇明中学毕业后报考医大,后来弃笔从戎,投考中央军校交通大队,两年后被选送至中央航空学校受训,以品学兼优奉派留洋,先后在德国、意大利航校深造。

留洋之前,徐焕升曾回乡看望母亲等家人。陆茂清翻出了当年的 《新崇报》,“报社访员专程采访了这位崇明老乡,称他‘学识丰富,才力过人’,此君真有点眼光,给徐焕升下了 ‘吾崇未来之军事人才’的定论,以此为报道标题,不想预言成真。”

1934年徐焕升学成回国,先在航空教导队担任教官,不久调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任蒋介石的座机驾驶员。

当时已是空军中尉的徐焕升不守着安稳,甘冒风险、主动请缨去空袭日本,这在徐方看来,并不意外,“座机驾驶员稳定是稳定,也有前途,却不符合堂兄原来的想法。他认为,年轻人不能只求安逸、稳定,要有流血报国的精神。其实早在请缨之前,堂兄已请求决战前敌,一直等待着机会。他肯定是要上阵杀敌呢!”

当年这位气宇轩昂的空军青年军官,是航校高材生,出洋深造过,飞行技术拔萃,其勇气和技术正是领衔“人道远征”的不二之选。

很快,徐焕升的自荐被批准。之后,他奉命与选拔出来的另7名优秀飞行员组成这支远征队:1403号长机由正驾驶徐焕升、副驾驶苏光华、领航刘荣光、通信员吴积冲驾驶执行;1404号僚机由正驾驶佟彦博、副驾驶蒋绍禹、领航雷天春、通信员陈光斗驾驶执行。

厉兵秣马

出征之前写遗书

八勇士集结于成都的凤凰山机场,由队长徐焕升带领,展开了紧张的战前训练。

高度保密之中,远征队几乎每天晚上升空演练,试验战机的全载重量与续航能力,熟悉越洋飞行的仪器使用,掌握夜间无线电定向航行,一次又一次模拟投弹……

“队长飞行经验丰富,对我们言传身教;他人很好,待我们像兄弟一样。”当年远征队的僚机通信员陈光斗,今年已是101岁高龄,忆及往事,依然激动。

战友倾服他的专业技能。有人曾这样评价徐焕升,“在德国学飞行的严格训练,使他的飞行技术奠定了优异的成绩,尤其是海洋飞行更是他所擅长,东征日本就是道地的海洋飞行。”

策划轰炸方案时,困难重重,徐焕升充分发挥其所长,在空袭之前完成了一系列准备。马丁机上没有定向仪,夜间飞行要靠它来确定航向。经他协调,从中德合资的一架运输机上拆下定向仪,移花接木至马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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